红色经典家风故事——高铭暄：为学者严 为师者亲

人物简介

高铭暄，男，汉族，1928年5月出生，浙江玉环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2019年9月，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为学者严  为师者亲

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也是女儿记忆中每天变着花样讲睡前故事的好爸爸;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生导师，也是在学生第一次坐飞机紧张时轻声安慰的慈爱老人;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也能抽出时间在孙子即将出生时默默备好婴儿衣服和用品。

当你走近他时，感受到的不是学术权威的气场和国家荣誉的光环，而是一位鲐背之年老人的宽厚、慈爱和乐观。他是高铭暄，一个追随父亲足迹结缘刑法学的儿子，一个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妻子的丈夫，一个宽厚开明的父亲，一个学术造诣和做人品格都深深影响学生的老师。

追随父志，“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1928年5月，高铭暄出生在鲜叠。这是一个位于浙江省玉环县(现玉环市)，三面环山、南临乐清湾的小渔村。背山临水，海路通畅，鲜叠与温州经济、文化相融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它较早地打开了看见“世界”的窗口，这样的成长环境某种程度上带给高铭暄的是开阔的眼界和宽广的胸怀。

高家是鲜叠的殷户，高铭暄的祖父虽没读过书，却因与村里的一位秀才交好而深知读书的重要，他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学堂。祖父的这个决定，开始了高铭暄与“法”的缘分。

高铭暄的父亲高鸣鹤通过努力考入浙江政法专门学校，毕业后在法院当书记官。高铭暄的叔叔毕业于温州中学，后来在宁海法院做书记官。“那个时候家里有很多法律的书籍，还有一些父亲在上海时订阅的杂志，我都很喜欢看”，浓厚的家学氛围直接影响了高铭暄的志向选择。

1937年冬，上海沦陷。高铭暄的父亲不愿为日本人卖命，毅然弃官回家。年幼的高铭暄看着身穿长衫、立于厅堂的父亲，开始懂得了法官的铁骨铮铮。

1949年9月，由于浙江大学法学院被迫停办，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浩培将高铭暄推荐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图为1951年7月高铭暄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毕业的证书。

1947年，高铭暄同时被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录取，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并顺利进入法学院学习。此时，父亲已转调杭州法院工作。与父亲在同一座城市生活，父子相处的时间比之前多了许多。

“父亲对原来所在法院的院长郭云观十分钦佩和敬仰，说他清正廉洁，刚直睿智，常常拿他的例子教育我、督促我。”高铭暄仍然记忆深刻的是，父亲曾经抄写过一份朱柏庐的《治家格言》送给他。他装裱后挂在墙上，自警自省，至今仍能流利地背诵: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019年5月9日高铭暄夫妇钻石婚纪念日留影

时光倏忽而过，从昔日孜孜求学的青葱少年，到如今著作等身的皓发老者;从依靠父亲的关爱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高铭暄时刻谨记着父亲爱国、正直、节俭的教诲。

父亲对京剧颇有些心得，赋闲在家的日子不时指点高铭暄学唱名家名段。《洪羊洞》里杨六郎唱的那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高铭暄学得极好。那时的他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能被人称为这句唱词的真实写照。

身教言传，柴米油盐中传承人生道理

1959年5月，高铭暄与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朱美玉喜结连理。在女儿高燕红的童年记忆里，晚饭过后，父母总是各自占据一个书桌读书或者备课，小小的她也有样学样，拿着一份报纸或者一本书坐在旁边。这样一家人相伴夜读的场景，高燕红回忆起来仍觉平静而美好。

“小的时候，父亲无论多忙，晚上一定会抽出时间给我讲睡前故事，有的时候是照书讲现成的，有的时候是为了讲明一个道理临时编的。”

高燕红至今还记得父亲常讲起的一则寓言故事:白鹅因为祖先曾经拯救罗马而傲慢自大，最终却因自身毫无作为而被人类宰杀。“现在想想，父亲应该是想告诫我们，哪怕父辈立下再大的功劳，如果你自己没有出息、没有本事自立，终究是难以在世上立足的。”“父亲从来不是提要求你们要怎样做，他就是把事情做对，让你看在眼里，也就学会了。”儿子高晓东记得，小时候住的家属院里，各家都在楼道里码放蜂窝煤，自家的煤永远比别人家码得高一点窄一点，父亲觉得这样可以给过路人留下更宽的路。

高铭暄在生活中的节俭给孙子高若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爷爷吃饭从来都不会浪费一粒粮食，就连配菜和配料也是吃得干干净净”。他至今仍记得和爷爷一起吃自助餐的一次经历。那是一次早饭，他当时还小，而且男孩子嘛，对培根啊、烤肠啊这些肉类特别感兴趣。高若辰盛了满满一盘子的肉和菜，可是眼睛大肚子小，一会儿就吃不下去了。

爷爷看在眼里，说:“要不我帮你分担一些?咱们把这些都吃了吧。”“爷爷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看着他一大早就吃了那么多泛着油光的肉，心里真是不太好受。”从那以后，不浪费食物成了高若辰谨记的道理。

细致周到，学术泰斗也是顾家好手

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高铭暄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人们眼中的刑法学泰斗不仅事业有成，还有一个和睦融洽的大家庭。

由于夫人朱美玉的身体原因，操持家务、照顾子女等事情高铭暄承担了许多。“父亲工作很忙，回到家也有很多工作要处理，但是对于做家务他从无怨言。”高燕红回忆，父亲总是从堆满书和资料的书桌旁站起身，嘴里说着“我休息一下”，然后开始打扫房间、整理家务。

“虽然家里也有保姆帮忙做饭、处理家务，但爸爸每天回到家之后都会下厨再炒一个菜。”谈起父亲的厨艺，高晓东对素炒年糕和红烧平鱼赞不绝口，“那个味道真的特别地道，一般的饭馆都比不了。”谁能想到，这位厨艺精湛的老人，在刚刚结婚的时候连粥都不会煮。 

20世纪80年代，高铭暄与他指导的四位博士生讨论刑法问题

“父亲和母亲相处得特别和睦，从来没见他们拌过嘴红过脸。”高铭暄因为工作原因总是需要出差，不管去哪儿，他都会为夫人带回来当地的特色纪念品。高铭暄喜欢京剧，而朱美玉喜欢交响乐，不同的爱好却没有产生隔阂，每年元旦陪夫人一起听维也纳新年交响音乐会成了高家的固定节目。

2019年5月，是高铭暄夫妇结婚60年的钻石婚纪念日。“提前好几天，父亲偷偷把我们叫到身边，说想把家里人聚到一起吃顿饭，并特意嘱咐，要给母亲准备一套红色的衣服。”回忆起纪念日的场景，高晓东仍然很激动。他记得父亲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特别精美的锦盒，里面是一条项链。那是父亲一年前出差时就为母亲备好的礼物。

高铭暄在学校年会唱京剧

人生最美的场景，或许不是鲜衣怒马、烈火烹油，而是60年的相伴相守后，被夕阳晕开的两人并肩而坐的温柔剪影。

家风亦道，春风化雨间潜移默化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梅至今记得第一次到高铭暄家拜访时的情景。“当时我已经决定了要考高老师的博士，就想去他家里探望一下，出于礼貌我带了两盒茶叶过去。”王秀梅没有想到，这两盒茶叶却让她碰了一鼻子灰。“如果非要我收下你的茶叶，除非你把我们家这箱苹果抱走。”高老师的话让她感到有点“不近人情”，王秀梅无奈之下只能抱着苹果失望而归，她觉得高老师肯定是不会收自己当弟子了。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考试成绩出来后，她顺利成为高铭暄的博士生。真正相处下来，王秀梅才知道，原来高老师从来没有收过学生任何东西，而且只要是高老师和学生吃饭，永远是他请客，他觉得学生的钱还是用来买书和资料更有意义。“我早该想到，老师在家里这种私人空间都这么坚持原则，更是证明了他的优良作风和高洁品格。”也正因此，王秀梅在走上和老师一样的道路后，每次和新的学生见面一定是自己请客。“这一点我记得牢牢的。”王秀梅说。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本欣也对第一次到访高老师家的情景印象深刻。“完全想象不到，那么著名的一位学术泰斗，家里的房子那么小那么旧。”逼仄的书房里，靠墙的书柜早已装满，地上、书桌上、沙发上甚至床上，到处都摞着书和各种资料。

高铭暄一家在物质生活上是俭朴甚至“吝啬”的，起初，朱本欣并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这种朴素。“刚毕业那几年，开始接触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总觉得老师居于这样的学术地位，真是太亏待自己了，特别想补偿他。”于是那段时间，逢年过节，朱本欣去高铭暄家拜访时，都会给他带上新买的衣服，让他出席各种会议和活动时穿。可每次临走前，高铭暄都会塞更大的红包给她，数目要远远大于衣服的价钱。

几个来回下来，朱本欣渐渐体会到了高铭暄的良苦用心。“我现在对吃穿住这些方面，也看得特别淡了，只有搞好教研，才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朱本欣说。

作为一名教师，高铭暄的家风作为“传道”的一部分，在日常往来中深刻影响着学生的作风和家风。

“老师是出了名的节俭。”学生陈冉回忆，第一次跟高老师出差，老师拎了个尼龙和皮革拼接的手提包，“皮革的地方已经磨得全是小碎块，尼龙那面全都起毛了。”“高老师，这包都破成这样了您怎么还用啊，要是拎着拎着散了架不就麻烦了?”陈冉问。高铭暄淡然一笑:“这包挺好，是以前开会发的，结实又特别能装东西。”直到几年以后，等到这个包彻底“散架”了，陈冉才看见高老师又换了一个新的，然而仔细一看，还是一个会议上发的装资料的包，这让陈冉从心底生出敬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德之休明，没能弥彰。一箱苹果、一套衣服、一个手提包，这些生活中的点滴日常化作无言的教诲，被高铭暄的学生深深铭记，浸润心灵。